法律是社会工作者最坚实的铠甲 ，也是最有力的武器 ，在复杂的社会服务场景中，面对弱势群体的困境 、权益的侵害与制度的壁垒，唯有将相关法规烂熟于心 ，才能在专业实践中既守护服务对象 ，又规避自身风险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无疑是社工的“根本大法 ”，它不仅确立了监护 、扶养、婚姻家庭等民事关系的基本准则 ，更在第36条明确了监护人资格撤销的法定情形——当社工发现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虐待、遗弃或忽视时 ，正是依据该条款启动监护干预程序的核心依据，实务中 ，曾有社工因未能准确援引民法典关于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”的原则 ，导致服务对象在监护权变更中陷入被动，这警示我们：对民事权利的模糊 ，就是对服务机会的错失 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》则是守护“一老一小”与受害者的“双刃剑” ，前者新增的“强制报告制度 ”（第11条）要求社工发现未成年人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，这一刚性义务既是责任 ，也是保护受害者的“尚方宝剑 ”；后者则明确了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的申请流程（第23条） ，当家暴受害者因恐惧不敢求助时，社工可依据该法直接代为申请，成为打破沉默的关键力量 ，曾有社区社工凭借对反家暴法中“告诫书 ”制度的熟悉 ，成功让施暴者收手，避免了悲剧升级——法律的条文 ，在此时转化为最具体的“安全感 ” 。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则是社工介入民生保障的“操作手册” ，从低保申请的资格审核（第12条）到特困人员供养的标准界定（第8条），再到临时救助的应急响应机制（第16条） ，每一条都关系到困难群体的“生存线 ” ，曾有社工因不了解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”的具体流程（第14条），导致服务对象错过救助窗口 ，最终通过行政复议才得以纠正——这提醒我们：对社会救助法规的生疏 ，可能让服务对象陷入“求助无门”的绝境。
《残疾人保障法》中的“无障碍环境建设 ”要求 、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中的“赡养与监护 ”条款，乃至《劳动合同法》对社工自身权益的保护 ，共同构成了这个“武器库”的全貌 ，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，而是社工在伦理困境中判断对错的标尺，在多部门协作中争取资源的依据 ，在复杂个案中维护公平的底气 ，唯有将法规内化为专业本能，才能让社会工作既有“温度 ” ，更有“力度 ”,真正成为法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守护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