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一位独居老人因慢性病需要定期就医、居家康复和生活照料时，社会工作者常常陷入“三头在外”的困境：医疗资源在医院 ，照料责任在社区 ，补贴政策在民政——部门间的“最后一公里 ”壁垒，让本应无缝衔接的服务变成了“断头路 ” ，社会工作者的跨部门协作术 ，本质上是一场以“人”为核心的资源重构术，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行政壁垒 ，将分散的政策 、服务 、资源拧成一股绳 ，让群众需求从“跨部门申请 ”变为“系统内响应 ”。
当前,跨部门协作的痛点早已不是“无策可施”，而是“有策难通 ” ，民政部门的救助政策、卫健机构的医疗服务 、教育系统的帮扶资源 、司法系统的法律援助 ，各自为政的“数据烟囱 ”与“责任孤岛”，让社工在协调中疲于奔命 ，更值得警惕的是 ，部分部门将协作视为“额外负担 ”，而非“共同责任 ”，导致社工在对接时时常遭遇“踢皮球”“推责任 ”的窘境 ，这种“碎片化服务 ”不仅降低了效率 ，更让群众在多部门奔波中消解了对公共服务的信任 。
真正的协作术,始于机制设计，成于专业能力 ，在机制层面 ，需建立“需求导向”的协同网络：以社区为节点，定期召开跨部门联席会议 ，将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部门责任清单 ，用“共同目标”替代“部门指标 ”，某地通过“社工+网格员+部门专员 ”的三方联动机制 ，将困境儿童的助学、医疗 、心理疏导需求整合为“一户一策”服务包 ，由社工统筹跟进，部门按节点“接单 ” ，使服务响应时间缩短60% ，在能力层面，社工需练就“跨界整合 ”的硬本领：既要懂政策，熟悉各部门的“工具箱” ，更要善沟通 ，能用专业语言翻译群众需求，让不同部门理解“为何要协作 ”“如何协作 ” ，当社工能清晰告知医院“这位老人出院后需要哪些社区康复支持” ，向民政部门“证明 ”某家庭符合救助政策的叠加条件时，协作便从“被动应付 ”变为“主动配合” 。
更深层次的协作术,在于培育“共同体意识 ” ，当各部门不再将群众视为“别人的服务对象 ” ，而是“共同的服务对象”，协作才能真正落地 ，这需要政策层面明确协同责任 ，将跨部门协作纳入部门考核；更需要社会层面建立容错机制，鼓励部门在协作中打破常规 、主动作为 ，唯有如此 ，社工才能从“协调者”变为“链接者 ”，让医疗、教育 、养老等资源从“分散点 ”变成“服务网”，最终让群众在“家门口 ”就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与服务的速度——这 ，才是打通“最后一公里 ”的真正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