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“网底 ” ，在常见病 、慢性病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，但当病情超出基层处置能力时，及时 、规范的上转是保障患者安全的关键 ，内科主治医师笔试中“基层转诊指征 ”的考核 ，核心正是明确“哪些情况必须及时上转三级医院”，这既是临床技能的检验 ，更是对分级诊疗制度落地的实践要求 ，从临床实际出发，必须上转的情况可归纳为“急危重症、疑难复杂 、并发症高危 ”三大类 ，每一类背后都承载着对基层医疗能力边界的清晰认知,以及对患者生命安全的敬畏 。
急性心脑血管事件是基层转诊的“首要红线” ，急性心肌梗死尤其合并心源性休克 、恶性心律失常（如室颤、持续性室速）或心脏骤停复苏后患者，基层缺乏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（PCI）能力，即便行静脉溶栓 ，也需在溶栓后24小时内转运至具备PCI条件的医院——这里“及时 ”的内涵是“分秒必争 ”：从发病到开通血管的时间每延长10分钟 ，心肌坏死风险增加7%-15%，基层的延误可能直接抵消早期干预的意义 ，同样 ，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，若发病时间在4.5小时静脉溶栓窗内 ，但基层无法完成头颅CT排除出血或溶栓后监测；或超过溶栓窗但存在大血管闭塞（如颈内动脉 、大脑中动脉M1段） ，需机械取栓时，必须立即转诊——研究显示 ，发病6小时内取栓的患者 ，良好预后率可提升至30%以上，而基层的“等待观察”可能错失最佳时机 。
呼吸系统急症中的“窒息危机 ”同样不容忽视 ，重度支气管哮喘持续状态 ，出现意识障碍 、呼吸肌疲劳、血氧饱和度（SpO2）<90%且经高流量吸氧无改善时，基层无创呼吸机支持不足或气道管理经验欠缺，可能因二氧化碳潴留诱发昏迷；而急性肺栓塞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（如收缩压<90mmHg 、心源性休克） ，基层缺乏溶栓药物（如尿激酶 、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）的使用条件及抗凝监测能力 ，转运途中随时可能发生猝死，这类患者的转诊 ，必须提前联系上级医院急诊科 ，途中建立静脉通路、监测生命体征，避免“转运性死亡 ”。
当患者病情超出基层的诊疗范围或检查能力时 ，“上转”是避免误诊误治的唯一路径 ，不明原因的反复晕厥伴器质性心脏病史（如心肌病、瓣膜病），基层心电图 、超声心动图可能仅能发现基础病变 ，但无法明确晕厥机制（如室速 、主动脉瓣狭窄、肺动脉高压） ，需三级医院行动态心电图 、心内电生理检查甚至心脏磁共振；不明原因的长期发热（>1周），基层抗感染治疗无效 ，需排查结核 、深部真菌感染、结缔组织病或肿瘤 ，这些依赖专科检查（如T-SPOT 、PET-CT）和经验性诊断，基层往往“束手无策 ” 。
内分泌代谢系统的“急症叠加 ”也需警惕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（DKA）或高渗高血糖状态（HHS）患者 ，虽基层可补液 、胰岛素治疗 ，但合并严重电解质紊乱（如血钾<3.0mmol/L或>6.5mmol/L）、急性肾功能衰竭或脑水肿时，需三级医院ICU进行精细化液体管理 、血液净化及颅内压监测；甲状腺危象出现高热 、大汗、谵妄 、心衰时 ，需静脉使用丙硫氧嘧啶 、碘剂及β受体阻滞剂 ，基层对药物剂量的调整及并发症（如粒细胞缺乏）的监测能力不足,转诊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。
慢性病急性发作或出现严重并发症时，基层的“基础处理 ”可能不足以逆转病情 ，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，突然出现大量腹水伴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（SBP），表现为发热、腹痛、腹水PMN>250×106/L ，基层虽可经验性使用抗生素 ，但需监测血常规 、肝肾功能及腹水培养，若出现肝肾综合征 、肝性脑病 ，需三级医院行人工肝支持或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（TIPS）；慢性肾脏病5期患者 ，血肌酐>707μmol/L、eGFR<15ml/min，合并严重代谢性酸中毒（pH<7.2） 、高钾血症（血钾>6.5mmol/L）或急性左心衰，基层无透析设备 ，紧急血液透析是挽救生命的唯一选择 ，转诊刻不容缓。
肿瘤患者的“病情突变 ”也需三级医院介入，晚期肺癌突发大咯血（一次咯血量>200ml或24小时>500ml） ，基层缺乏支气管动脉栓塞术的条件 ，保守治疗可能因窒息死亡；化疗后出现Ⅳ度骨髓抑制（中性粒细胞<0.5×109/L 、血小板<25×109/L）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