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设施退役是核全生命周期管理的“最后一公里 ”，其复杂性远超常规运行阶段 ，而源项调查与风险管控则是决定退役成败的“基石 ” ，核安全工程师在这一阶段的作用，如同退役工程的“侦察兵”与“守护者 ” ，需以专业精准的视角 ，将抽象的风险具象化，将模糊的源项清晰化 ，为后续退役作业筑牢安全屏障 。
退役阶段的源项调查,本质是对核设施“历史遗留物”的系统性解构 ，核安全工程师首先需面对的是“信息碎片化 ”挑战——早期设计图纸可能缺失、运行记录存在断层 、维修档案记载不全，甚至部分设备已无原始标识 ，工程师需以“考古式 ”的严谨 ，对历史数据进行交叉验证：通过对比设计参数 、运行日志、环境监测报告，初步锁定潜在污染区域；再结合现场踏勘，利用γ谱仪 、高纯锗探测器等设备 ，对设施表面 、设备缝隙、管道内部进行“地毯式”扫描 ，捕捉异常辐射信号 。
针对隐蔽性源项,工程师需创新调查方法，对反应堆压力容器等大型设备 ，可采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 ，通过材料活化程度反推累积中子注量；对土壤或地下水污染，则需分层采样 ，结合γ能谱与质谱分析 ，区分铯 、钴 、锶等典型核素的迁移路径，这一过程绝非简单的“数据采集 ” ，而是对工程逻辑、辐射物理与化学知识的综合运用——唯有将历史数据与现场实测深度融合 ，才能绘制出精准的“源项地图 ”，为后续风险管控提供靶向依据。
源项调查揭示的“风险清单” ，需通过系统化管控转化为“安全行动 ” ，核安全工程师的核心任务，是将静态风险转化为动态管控策略，构建“识别-评估-控制-监测 ”的闭环体系 ，在风险识别阶段 ，需超越传统辐射风险，兼顾化学毒性（如重金属 、有机溶剂）、物理危害（如结构坍塌、高空坠落）及社会风险（如公众舆情） ，形成“多维风险矩阵” 。
针对不同风险等级,工程师需制定差异化管控措施：对高活度放射源 ，采用“远程操作+多重屏蔽 ”策略，如使用机械臂拆除设备 ，铅罐与混凝土组合屏蔽；对表面污染区域 ，通过“去污-切割-封装 ”流程，实现污染源的“减量化”与“固化 ”；对气溶胶扩散风险 ，则需搭建负压隔离系统 ，配备高效空气过滤器，确保作业环境达标 ，尤为关键的是“动态调整 ”机制——随着退役作业推进 ，新的风险源可能暴露（如切割过程中隐藏的污染释放），工程师需实时监测辐射水平 、空气放射性浓度，及时优化管控方案 ，避免“经验主义”导致的疏漏 。
退役阶段的源项调查与风险管控,对核安全工程师提出了更高要求：既需“懂技术 ” ，掌握辐射探测 、环境监测、工程防护等专业知识；也需“通管理”，熟悉ALARA（合理可行尽量低）原则 、安全文化 、应急响应等体系；更要“善沟通 ” ，向作业人员清晰传递风险管控要点 ，向公众科学解释退役进程，消除“核恐惧 ” ，这种“技术-管理-沟通”的三维能力 ，正是工程师从“执行者”蜕变为“决策者 ”的关键。
从福岛核事故退役的艰难探索到国内某研究堆退役的顺利推进,实践证明：核安全工程师对源项调查的“深度 ”与风险管控的“精度”，直接决定退役工程的安全边界与经济成本 ，他们用专业精准的判断 ，将“风险 ”转化为“可控过程 ”，最终实现核设施从“工业设施”到“绿色场地 ”的安全蜕变 ，为核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筑牢“最后一道防线 ”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