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的夏天 ，蝉鸣声像是被无限拉长的 、刺耳的警报 ，宣告着我学生时代第一个“末日”的来临，我刚结束初二，转学到了一所省重点中学 ，新学校的红墙绿瓦 ，走廊里带着卷子油墨味的穿堂风，都让我感到一种格格不入的陌生 ，而那张薄薄的 、从教务室递出来的学分认定单 ，则像一纸判决书，将我打入了长达两年的“缓刑期 ”。
上面用黑色签字笔冷酷地写着：因课程体系差异 ，原学校学分仅予认定百分之五十 ，一半，我的世界瞬间被劈成了两半 ，一半是过去两年那个在旧学校成绩尚可、偶尔还能在篮球场上投进关键球的少年；另一半 ，是现在这个需要把初中三年知识在一年内重新学完，并且还有余力去补上那被抹去的一半的、困在教室角落里的影子 。
那个暑假 ，我十六岁 ，窗外的世界是冰棍 、游泳池和深夜的烧烤摊，我的世界却只有三样东西：课本 、练习册，和一个被空调吹得嗡嗡作响的台灯 ，我像一块被拧干的海绵 ，试图重新吸收那些本已流淌而过的知识，数学的公式在脑海里打架 ，英语的单词像一群不肯归巢的飞鸟 ，最让我崩溃的是物理，那些关于力与运动的章节 ，我在旧学校只学了一半 ，而新学校的考试里，它们总是以压轴题的形式出现,像一道无法跨越的深堑 。
第一个暑假结束时 ，我瘦了五斤 ，眼镜度数涨了五十度，开学后的摸底考试 ，我的排名从倒数爬到了中游 ，班主任在班上念进步名单时，我的名字被轻轻带过，而我听得出 ，那语气里更多的是一种“终于正常了 ”的如释重负 ，而非惊喜，我知道 ，我还差得远 ，那被抹去的一半学分，像一道数学里无法被整除的余数,始终悬在那里。
第二个暑假来得更猛烈些 ，我没有选择回老家 ，而是把自己锁在了空无一人的学生宿舍里，白天去图书馆 ，晚上回到蒸笼般的宿舍继续 ，我开始不再只满足于“补上”，而是尝试去“超越” ，我把物理的压轴题一道道拆解 ，像侦探一样寻找出题人的逻辑陷阱；我找来了新学校过去三年的所有试卷，反复模拟,直到每道题的解题步骤都刻进肌肉记忆里。
那个夏天最深的记忆，是一个雷雨夜 ，宿舍的电路被闪电劈坏 ，我点着应急灯在桌前做最后一套数学卷子，雷声在窗外炸开 ，每响一声 ，我就落下一笔，汗水沿着脊椎滑下 ，浸湿了衬衫 ，我忽然觉得，自己不是在补课 ，而是在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较劲 ，那个东西，叫命运 ，它想让我慢下来 ，想让我承认自己“不行 ”,而我偏不 。
当第二年秋天，我把两份标注着“已补齐 ”的学分认定单交到教务处时，那个曾经给我判了“缓刑”的老师推了推眼镜 ，仔细看了我一眼 ，她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在键盘上敲了几下 ，然后递给我一张新的、写着“全部认定 ”的单子 ，那薄薄的一张纸,在我手里却重如千钧 。
后来，有人问我 ，用两个完整的暑假去换一张本该属于你的学分单 ，值得吗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知道 ，那两个暑假教会我的 ，远不止那些课本上的知识，它让我明白 ，世界不会永远公平 ，但你可以选择不服从，当你被命运拿走一半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用全部的努力,去把另一半重新赢回来。
那两年 ，我追回的,从来不只是进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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